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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美忠 提交日期：2008-6-25 18:2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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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乌托邦时代的尾声
我于1972年出生在中国西部省份四川南部的一个小县城的郊区农村。隆昌这个地方对我来说谈不上什么有益的影响，它没有任何文化传统，仅仅因为交通便利而成为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它的过度商业和世俗跟我的气质格格不入，也极度不利于我的成长。我的父母皆是文盲，家里的墙壁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画像。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儿子，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本就非常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负担。但父母并没有因此而视我为多余的人，反而给了我最多的爱。由于父亲的不负责任，我的母亲用她瘦弱的身躯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庭重担，她给我的爱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的温暖，这样的爱永远沉淀在我的心灵深处，使我在面对黑暗的时候始终不至于整个被黑暗所吞噬。我从小脾气暴躁，性格倔强，内向孤僻，不那么讨人喜欢，以至于我的一些亲戚都认为我恐怕不适合在这个社会生存。但幼小的我也表现出一些在我父亲和一些邻居看来非同寻常的一面。比如我还没上小学就在兄长的影响下学会了看简单的书籍，能做一些加减乘除的计算，达到了小学三年级左右的水平。于是我父亲一直认为我是神童，也许他希望有一天他能为有我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不过是数理逻辑智能较一般人为强而已。
我一九七九年上小学，我读书的时候小学语文课本上第一课就是毛泽东和华国锋坐在一起的画面，毛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这是我出生和童年时期经历的七十年代！毛主席死和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四岁，没有任何对此一重大事件和对文革的记忆。但我有关于农村公社化和集体所有制的记忆，尤其是这样的制度带来的贫困甚至饥饿留给我刻骨铭心的印象。记得每年过了春节就是荒年，家里煮的稀饭，我怎么捞也无法从其中捞出多少米来。但孩子永远是天塌下来也不关心的，他们不承担家庭的重担。因此，家庭的贫穷和时代的荒谬只是通过它带来的压抑气氛让我感觉到，更多时候，我依然是一种孩子式的无忧无虑。今天孩子的生存竞争从他们刚出生时就开始了。他们从小就得参加钢琴小提琴，绘画奥数等各种培训班。而我没有任何此类的额外负担，田间山野是我的天地，我在毫无作业压力的情况下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中长大。我们的玩具基本都是自己制作，我有捉鱼捞虾，听着知了吱吱地叫着夏天的童年！于是后来每次听罗大佑的《童年》，我都会沉入美好而温暖的回忆之中。我或者与伙伴嬉戏，或者一个人独坐自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白云，静静地沉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不着边际地幻想。在这么小的年龄，我的心灵深处就有一股莫名的忧伤，就是我感觉到这个形而下的世界没有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总在渴望和向往着遥远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与其它孩子相比，倔强孤僻，心灵比较敏感丰富，数理逻辑方面的智能有那么一点点出众可能是我独特的地方。
我对阅读和现实之外的世界的向往和痴迷是与生俱来的。家里没有任何藏书，哥哥姐姐的教材就成了我的阅读对象，我还阅读了大量的连环画，主要是各个朝代历史演义的连环画，印象最深的童书是《丁丁历险记》。但没有读到多少在今天看来有价值的好书，比如安徒生童话，我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尝试去阅读。七十年代的童年经历让我保留了对那个集体狂欢的乌托邦时代的一点点记忆，不至于像八零后的孩子那样，仅仅在书上读到关于那个年代的文章，或者听过来人讲起那个时代，仿佛在听遥远的荒诞而神奇的传说。
英雄幻想的青春年代
从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开始，时代明显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的能量得到空前的释放，我从此不再饿肚子了。而在流行文化层面，邓丽君的私人情感叙事代替了集体主义的宏大颂歌，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射雕英雄转》让所有人为之疯狂，香港成了某种文化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图腾。花衬衫，喇叭裤，长头发，墨镜，尖头皮鞋，三羊牌录音机成了时髦青年的标志。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和反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高山下的花环》等电影都激起了我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
据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回忆说，八十年代是理想的年代，是诗歌的年代，是精神的年代，是民主自由的宏大叙事的乌托邦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因为我成长于小县城的郊区农村，年龄又小得多，这样的文化思想的启蒙和追求理想的氛围基本上没有影响到我。我只是在九十年代以后通过各种途径的阅读去回顾和想象性地经历了这样的精神氛围，了解了那些历史事实和他们的思想。这十年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英雄幻想的阶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同学给了我一本武侠小说《残肢令》，我当天中午就没有回家吃饭，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神奇过瘾好看的小说，它极大地满足了我对超能力的渴望和行侠仗义的英雄幻想，此后我的阅读就进入了十年的武侠时代。由于我在数理逻辑智能方面超过一般学生，由于我好学深思，由于我记忆力惊人，也由于我心思单纯而集中，因此，尽管我上课很少听讲，作业也经常完不成，在学习上下的功夫很少，但在老师同学家长很看重的学习成绩方面，我却总是佼佼者，每次考试都感觉到轻松无比而且总是优胜者！我多余的精力，太多的幻想憧憬和情感热血没有地方安放，于是几乎全部投射到了武侠小说上，幻想自己是行侠仗义的英雄！我走在路上看，躲在树林中看，上课偷着看，躺在床上熬夜看，看完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看陈青云柳残阳卧龙生武林憔子，我几乎看完了整个县城能找到的所有武侠小说，以至于我的一些同学感到吃惊，一个成天看武侠小说的人怎么考上的北大？后来回忆起这十年的阅读经历我懊悔不已，痛不欲生，为什么就没有读到一本对我的精神发育和思想启蒙有价值的好书呢？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好老师或者有思想的朋友将我领进思想和精神的世界多好！不仅如此，我巨大的生命能量在武侠小说中还不能得到完全的释放，因此又买来各种武术杂志自学练习武功，我买所有体育杂志，买所有军事杂志，而对缠绵悱恻的琼瑶类小说根本不屑一顾。此一时期我的老师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呢？八九年初中毕业的时候，班主任看着我的毕业照摇头说：“你看你的照片多么木呐啊，你太不机灵圆滑，怎么能讨人喜欢呢，以后混社会难啊！”
这个时代的政治状况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腐败。中国官员的普遍腐败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八十年代中后期，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单纯而有正义感的我对此难以接受，这种感受和简单的义愤影响了我后来高考时的志愿填报。
北大四年：精神分裂中的痛苦觉醒
出于对官员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的愤怒，我决定报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我幻想成为一个法官来主持正义。但阴差阳错的是，因为高考考得比较好，我被北大历史系提前录取了。这个时候我并没有预料到上北大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没有预料到它将怎样影响我的思想和人生轨迹，只是觉得考上北大对我来说像梦一般，我之前其实根本没敢做这个梦。当时北大在我心目中是如此的神圣和高不可攀，以至于哪个专业我都根本不在乎了。在正式走进燕园之前，我不能不提到在石家庄陆军学院一年的军训。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对军队充满了向往，但军训一年把我对军队的幻想憧憬击得粉碎。军队的专制和模式化极端不适合我，这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当局对我们的洗脑，他们强迫我们学习毛选邓选，这是我极端不能容忍的。因为听美国之音的缘故，我受到中队区队官员的批评，他们还收缴我的录音机。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服理不服权。他们的蛮横做法激起了我强烈的反抗情绪。但是，我得说，这个时候我二十岁了，还没有接触到任何思想资源，没有受到过任何高人的指点，只是一股本能的反抗情绪。一年军训结束，我长出一口气，噩梦终于结束了！我期待着进入北大的新体验新感觉，我激动兴奋地憧憬着！
提起北大，我的感情很复杂。除了当初引起争议的一篇《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我没有再就北大说什么。其实刚进北大，我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觉得眼花缭乱，傻了！本科的课基本是博导来给我们上，虽然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思想和学识够糟糕，但肯定比我的高中历史老师强得多，至少他们不给标准答案了。但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北大现在的老师中已经没有几个坚守知识分子良知，追求超越价值以及纯粹而执著地守护精神圣火的了，要那样的老师，回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找去吧！现在的北大之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优秀的教师，而在于它的校园文化氛围，具体的来说，就是由每天的各种讲座各种文化社团以及喜爱阅读普遍好学的学生活跃起来的校园文化氛围！最初两年，我不断地穿梭出入于各种讲座，并且省吃俭用购买了大量的各个方面的人文思想类书籍。当然，你不要指望这个时候在北大的课堂和讲座上还有老师能发出异端的声音，能成为你的思想启蒙导师。要知道，九十年代初无论是北大还是整个中国思想界都是方经大难，处在万马齐喑的状态。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个时候真正有思想有血性的大学老师要么流落江湖，要么被赶到国外，要么被抓进了监狱。既然如此，有对我耳提面命直接影响过我的大学老师或者说思想导师吗？没有，肯定没有！那么我又如何在黑暗中沐浴到启蒙的光辉并逐渐在蒙昧中开始痛苦地觉醒呢？
促使我觉醒的因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精神分裂的痛苦促使我开始思索。那时候我的一些同学纷纷争取入党，他们在为以后进入政府机关谋求更好的前途做准备，看着他们如此有抱负如此热衷于自己的权途，我为自己的不思进取感到惭愧，我也萌生了当大官挣大钱衣锦还乡的理想。但我这人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太过诚实，不善作伪！我从来不习惯于说违心的话，于是参加起党校学习班来无比痛苦，入党申请书写得无比艰难，这个时候我开始痛恨自己的诚实，成大事业者不拘小节啊！你连这点厚黑功夫都没有，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啊？我对那种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却面不改色的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我开始感到怀疑，为什么我要在这个社会这个体制下生存得好就必须把自己变得虚伪？必须说假话必须不诚实？必须要首先泯灭自己的良心把自己变得更坏？到底是我们国家的体制，文化和国民性都出了问题还是我有问题？或者都有问题？这种无法忍受的精神分裂促使我在痛苦中开始了思索。
另一个思考的起点是文化大革命。我是历史系的，而且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但现实却总是让我骄傲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热情受到挫伤。比如初中的时候开始学数理化，我却发现自然科学中的定理公理发现几乎全是欧洲人弄出来的，为什么就没有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呢？中国这么牛，为什么却这么穷为什么武器这么落后呢？尤其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我的伟大祖国怎么还能在二十世纪上演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荒唐闹剧呢？对文革的反思让我开始思考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及共产主义的历史，政治运作和理论逻辑等等。
此一时期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是李泽厚。今天的李泽厚因为没有与时俱进，已经没有太多值得说的了。但我永远要感激他！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对中国传统中“实用理性”思维的揭示给了我极大启发，让我知道中国文化基因中总的来讲缺乏超越性的价值准则和非功利的纯粹爱智的精神；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解释模式在我看来至今都没有失效，中国人总的来说不追求个体自由价值的终极意义，而是把它作为手段纳入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李泽厚还高扬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并一定程度上以个体存在的偶然性来反对决定论，这种观念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个体意识的觉醒。此一时期对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和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阅读让我头脑中长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经济学开始受到冲击！这两本书也是我最早接触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此一时期不能不提的还有《顾准文集》这本书，我惊讶于一个文革时期的思想者达到的思想深度，我吃惊于他对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以及计划经济的深刻到位的批判！
北大四年的觉醒不光是思的觉醒，还有个体存在意识的觉醒，我开始对功利化的人生价值感到不满足，开始感受到存在的孤独，虚无和荒诞，感受到终极意义和神圣价值缺失导致的生命迷途和无家的悲痛。无论是挤入官场追逐权力还是走进商场追逐金钱都不是我内心真正的渴望。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人生的迷茫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困惑。我甚至觉得，这些虚无缥缈的痛苦都是我喜欢读书带来的结果。
上了大学之后返观中小学所受的教育，我觉得那个时候接受的文科知识基本上都是用来欺骗我们的伪知识，教育的理念也不是打开学生的视野并让他们去自由思考追求真理并获得真正的生存能力，我觉得自己整个青少年时期的美好时光都被浪费得太可惜了，太多的学生在当局的愚民教育中上当受骗了！一方面基于这样的希望后来者不再重复我的悲剧的推己及人的情怀，另一方面这种教育理想的追求也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我追求超越性价值的冲动，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主动选择了到四川自贡蜀光中学教高中历史。
自贡三年：孤独绝望中的呐喊
理想主义者一开始往往是天真的，自己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接受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思想，就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能够理解和接受。这样的天真注定了我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一九九七大学毕业之后主动选择了到自贡蜀光中学教高中历史。在上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我力图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以及国民性进行系统的反思；我还就教科书中对某些历史事件的遮蔽进行揭示，就教科书评价历史时的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进行纠偏，比如关于抗日关于反右关于文革；同时我还在课堂上鼓吹三权分立，鼓吹新闻自由；我还试图唤醒学生追求生命价值的意识和个体权利意识。
但我显然对中国的学校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的封闭保守和功利冷漠都估计不足！我惊世骇俗的各种言论很快就通过学生的嘴传到了家长那里，传到了同事和学校领导那里，校长多次给我打招呼，要我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威胁要停我的课！人们以看待疯子的眼光看待我，把我视为迂腐的怪人狂人！一个同事说：“你不适合在中国生存，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当然，别人如何看待我是无关紧要的，不被理解本身就是所有先驱者共同的命运。但这种不理解和嘲弄也说明了我面对的环境是如何的恶劣。没有人理解和支持，我一个人能改变得了什么呢？校长同事观念的极度僵化保守和应试氛围的极端疯狂都让我感到如置身荒原，孤独而声嘶力竭的呐喊无人回应，我猛烈地以头撞墙，却被无形的墙反弹回来，我精疲力竭却似乎什么也改变不了！一年之后，我的血开始逐渐冷却下来，我的内心极度的分裂焦灼和痛苦，难道我就要这样过一辈子而对现实完全无能为力？经常，我一个人深夜徘徊在自贡清冷无人的大街上，不知道路在何方？
为了思考问题所在，探询生命、教育和政治社会的出路，压抑绝望中我继续通过阅读寻找精神资源。这个时期我没有上网，因此错过了早一些在网络上寻找到同道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读到了余杰摩罗的书，虽然没有获得什么思想的启迪，却产生了吾道不孤的感觉；这个时候也看到了何清裢的《现代化的陷阱》，朱学勤的《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终于有人在真实地描述我们身边的现实了！但此一时期，陪伴我孤独心灵给我力量的更多的是鲁迅的著作。无论是狂人的发疯体验还是先驱者的孤独体验，以及对麻木的庸众的体验，还是生命的虚无黑暗体验，我都在鲁迅那里寻找到了共鸣。而鲁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瞒和骗”的揭示和批判，尤其得到了我深深的认同。因此，在我的教育理念中，真实，真诚，真理，自由，独立，批判这些词语就成了关键词。这三年对我来说不啻于是三年生命的熬炼或者说灵魂的炼狱！借用鲁迅的话说，我终于知道自己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当理想遭遇现实，当从书斋走向社会，天真的幻想很快就会破灭，世界永远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坚持，奋起还是消沉？继续追求理想还是融入功利性追求的世俗生活？适应环境，改变环境还是寻找理想环境？适应非我所愿，改变非我所能，因此在自贡教书三年之后，我选择了逃离压抑的环境去寻找理想的环境！到中国媒体的天堂广州去！也许我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
媒体生涯：真实自由是一个梦
我这人总是不满足于简单的物质生存。总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有那么一点超越于肉体生存之上的意义。就我本人而言，干不了教育，新闻媒体是另一个选择。我不喜欢市民报纸而喜欢《南方周末》那样的媒体，通过媒体揭示社会的真相，批判政治和社会现实，引领观念变革，推动社会前进。但以我当时的经历和人脉来说，我没有机会进入那样的媒体。体育也是我的爱好，在大学同学，当时的《南风窗》新闻部主任翁宝的推荐下，我到了当时刚创办的《南方体育》实习，但因为与南体编辑群的个性差别太大了，短短一个月的实习之后我就走了，也曾在2000年欧洲杯期间到这次首先报道我的文章引起争议的《新快报》体育部实习，但也没有留下来。其实我同学所在的《南风窗》就有机会，但我还是觉得《南风窗》的尺度太紧了，看着还远不够痛快。就是这样我还听同学说，他们经常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我一想，你们《南风窗》那样不痛不痒的批评，骂捧结合的格调，我连看都提不起兴趣，做起来更不会有劲！在当今中国，真实自由的媒体工作也许本就是个天真的乌托邦梦想。这一番近距离的对中国最自由和最有批判精神的媒体的了解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当我在自贡的中学教书并感到压抑绝望时候，我憧憬着自由而充满活力的南国城市广州。当我真的接触了广州媒体的时候，绝不妥协的性格使我连这样的媒体也无法接受。我实现梦想的地方在哪里啊？这次是彻底绝望了！我又想回到中学教书。从孩子开始吧，成年人已经总体上完蛋了！于是我又到了私立广州华美外国语学校教书。
再次回到讲台我吸取了在自贡教书的教训，一开始还是比较克制，但我不是一个具有内心分裂能力的人。在我没有意识到中学教育中学文科教材的荒谬性的时候，我能够考上北大，而一旦我不再相信那些骗人的东西，我就无法再做教材的传声筒，我只能按照我通过阅读了解到的历史事实以及领悟到的思想以及自己独立思考的心得体会来引导学生思考和面对真实。因此，我的克制只能是有限度的，也只能是短时间的。在课堂上讲着讲着，我就会自由发挥起来！要我克制自由思考和言说的欲望以及追求真理的渴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追求真理本就是人的天性，只是我们的教育长期被工具化和意识形态化，这使得它早已遗忘何为对真理的追求和批判精神了。在总体思想封闭的背景下，我这样异端的思想言论是注定要引起轰动的。很快学生家长就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了我的反动，他们打电话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告状，中学部校长赶紧来听我的课，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何况，就算意识到什么我也不会在意，照样按照我的个性自由地上课，在课堂上我对邓小平和蒋经国进行了比较，肯定了蒋经国，校长一听吓坏了，这还了得，敢批评我们伟大亲爱的小平同志？他赶紧去跟老板汇报，马上决定停了我当天的后面两堂课。我曾把中国教育的希望寄托在私立学校身上，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不受体制束缚的自由，有充分的自主权，就如私营企业一般，应该充满活力和创造精神。但现实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公立学校确实体制僵化，封闭保守，不思进取，但在现有体制下，公立学校要开除一个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公立学校不怕关门，私立学校却最畏惧这个，如果他们不果断把我这个反动分子赶走，国家某部门完全可以威胁关了私立学校，这样他们的所有投资都会付诸东流，于是他们更加不敢不能容忍异端。我的第一次教书生涯将近三年时间，而这次只有二十一天！没有政治自由，没有多元化的空间，私立学校的出现对改变中国教育僵化封闭的现状几乎毫无意义。
这个时候我还能到哪里去呢？我终于谋求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媒体工作，就是广州日报大洋网足球频道做网络编辑工作。这个工作待遇一般，不需要什么创造力，但中国媒体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自由，至少在体育和娱乐两个领域实现了。你想批评足协领导、教练还是球员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无须内心分裂，当然，也没有什么价值感。而我自己是狂热的足球迷，所以对这个工作还是有一定兴趣的。这样混日子混了两年，拷贝粘贴的工作是典型的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体力劳动，不需要任何创造性。这样的工作对我这种追求意义又喜欢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时间长了显然也是难以忍受的。
理想的中学和媒体环境都没有，我又能到哪里去呢？与自贡教书时候一样，我内心感到无比焦灼和绝望，依然常常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徘徊，路在何方？这个时候我又产生了到大学做学问教书的念头，大学总比中学自由一些吧？做学问毕竟还是我曾经的梦想吧？但是，没有哪个大学会要我这个毫无名气的本科生，要进大学我必须读研读博！但当英语准备好了之后，政治书却让我愤怒地下了决心，我他妈一辈子也不考这狗屁研究生了！
经过朋友的介绍，我来到了位于北京昌平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经济时报》理论版做实习编辑。一方面我对经济不是很感兴趣，另一方面我约的秦晖萧雪慧等人的稿件都很难发得出去，这个编辑还是做得很郁闷很憋气。这个时候我在网络上认识的朋友，杭州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郭初阳介绍我到杭外去教书，是教语文！听说杭外很自由，听说他们校长很宽容，听说杭外的老师学生都很好，而与教历史相比，教语文显然可以更多地回避政治问题。我可以只关心审美，从而不用痛苦地精神分裂！杭外让我记忆深刻，我喜欢那里的教师群体，我喜欢那里天赋不错而且求知欲很强的学生，我喜欢这个学校宽松的氛围。但是由于我在指导文学社办阅读刊物的过程中让学生在刊物上介绍了李慎之，朱学勤，奥威尔，王实味和林昭等人物，有些老师看了之后大惊大怒：这还了得，太反动了！于是又是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告状！再加上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石世昌本来就看不惯我，这次我又没能在这个学校呆下来，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实现教育理想的环境，我的内心充满遗憾！这次事件给我的一个教训是：我太锋芒毕露，太操之过急了！真是性格决定命运！我更适合做猛打猛冲的闯将，却不适合做一个妥协中的坚持者！
这次事件之后我又回到了广州，企图继续谋求媒体的工作。无论如何，我都在这两个我自己认为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圈子里转来转去。我甚至怀疑这是我的宿命，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否则为什么离了这两类工作我做别的什么都觉得毫无价值，没有意思呢？那么多人经商不也是很愉快吗？经过朋友的介绍，我有机会到《羊城晚报?理论版》工作，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问理论版负责人张子秋女士：你们的自由度有多大啊？她说：“我转载一篇《人民日报?理论版》的文章，也被值班副总编和谐掉了，理由是为报社五千员工的饭碗着想！”我一听，这样的自由度，还做个屁的新闻？于是宁愿饿饭宁愿接受朋友资助我也坚决不接受这个工作了。
中学教育：我心中永远的情结
这样大半个中国倒腾了一圈，这次我真觉得自己彻底走投无路了！绝望透顶了！我颓废得连跟家人都不电话联系了！以至他们都以为我自杀了！我真的想过自杀吗？没有，反抗绝望，这是鲁迅给我的精神支撑！我这个人生命能量和意志力都很强，不会轻易放弃和认输！这时我突然想起成都的一个教育杂志《教师之友》以及它的执行主编李玉龙，这是一个采访过秦晖的教育杂志，李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教育媒体人！如果不能在学校教书，通过媒体来团聚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孤独的有教育和社会理想的教师也不错啊！能够借这个平台传播一些思想和新的教育理念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啊！做这个杂志甚至结合了我的教育理想和媒体理想！在做《教师之友》的过程中，我对教育开始有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并广泛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教育现实，结识了不少有理想有思想的中小学老师，我们还举办了不少活动来传播新的教育理念。做这样扎实具体琐碎的事情对我的阅读和学术追求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改变中国教育的价值之大也是毋庸置疑，因此我无怨无悔！
但是中国的现实永远是无情的。《教师之友》杂志社隶属于四川教育出版社，因为出版社与某教育机构的一场交易，杂志被某机构拿过去并改名。《教师之友》杂志成了消失的记忆留在那些曾被它点燃过激动过的教师读者心中！一年多的《教师之友》编辑生涯也是我生命中无法磨灭的美好回忆！这是最接近我理想的一次工作经历！
我又失业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读书，看碟，然后颓废！我施展才华和实现理想的地方在哪里？
2005年下学期，通过朋友李镇西老师的推荐，我受聘到都江验光亚学校任IB语文教师，IB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大学预科课程。在到光亚学校之前，我根本不知IB为何物？在拿到它的教学大纲之后，我感到耳目一新，IB母语课程没有统一编定的教材，却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书目来供我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以及学生的具体状况来进行选择；它的教学方式非常灵活，强调启发学生的思维和发挥学生创造性以及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它的考试方式非常独特，让学生写论文，写文学评论，还进行口头考试！我可以自由地实践我的教育理念追寻我的教育理想！在这三年间，光亚学校校长卿光亚先生给了我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给了我最大的自由度！虽然在某某部门的压力下，卿校长不得不辞退我，我又一次失去了一个实现教育理想的空间！但无论如何，对卿校长给予我的理解支持和包容，我都永远心怀感激！
我做一个工作从未超过三年，本来这次可能打破这一个人记录。但因为5?12地震的发生，因为我第一个跑到操场，因为我发在闲闲书话里的那篇《那一刻地动山摇》的文章，我又将失去工作了。同样来自后极权国家的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都说：“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政权不过靠暴力和谎言来维护统治，因此对付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说出真实，哪怕丢掉工作也要说出真实！”这是我虔诚信奉的思想，我也坚决实践了它，并因为说出真实而多次丢掉工作！为了心中自由的理想，我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人生充满偶然，这种偶然性正是我所迷恋的，如果人生的路程都按部就班，是早就设定好的不可更改的程序，那么人生将因缺少意外而变得非常没有意思。因为这次事件，我的教书生涯或者永远地结束了，但我的学术生涯将重新开始，思想的开拓将更加勇猛坚决锐利！我将系统地思考中国文化，社会，政治以及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将通过自己的言论来影响中国社会的进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从而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附录：疾忌医比“无耻”更可怕
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又发言了，在回应范跑跑事件时他说“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终于把范美忠彻底归于“无耻”之徒。而作为央视的主持人白某则呼应道“我们也不能给无耻提供无耻的场所。”这可以界定为官方对范美忠事件中当事人的定性。这种定性不但否定了范美忠本人，也否定了范美忠事件争论的价值。既是无耻者，还有什么可以争论和探讨的呢？
虽然两人只是简短的三言两语，个中透露的信息却是相当权威和正式的。一个是教育部的代言人，他把范美忠归于“无耻”，实际上是在警告各所学校，首先是在警告光亚学校，看你还敢不敢收留“无耻之徒”，同时也在警示各所学校不要再聘用范美忠做老师。教育部前次虽然否认其曾发文下令取消范美忠的从教资格，现在这么一说，等同于正式解除了范美忠的从教资格：一个无耻之徒怎么还可以做教师呢？把范美忠归于“无耻”一类，实际上就是教育部发出的一条不是行政命令的行政命令，一条非正式的却是不可违逆的命令，是对范美忠事件及范美忠本人的确切定性。教育部只是不便明说：必须将范美忠从教师队伍中清除出去。他很清楚作为教育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是不能随便干预所谓法律上规定的学校“用人自主权”的。但他可以借助如此的表态来阻抑学校对范美忠的“自主用人权”。教育部代言人对范美忠身份“无耻”的表态，就是一种无形的行政“判决”和“裁定”。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最初授意学校取消从教资格和解聘范美忠的幕后推手，就是教育行政权力部门。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教育局和任何一所学校的校长，都不可能敢无中生有假借国家教育部的名义去行事的。除非这个地方教育局和基层校长本来就是个骗子。
然而，稍有理性的人是看得清楚的，为什么教育部死盯住范美忠不放，却对震灾中倒塌的那么多校舍，那么多豆腐渣教育筑物的问题刻意回避。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那么多弊端和问题，教育部从未像对待范美忠事件这样迅捷地介入和表态过。显然，原因只有一个，范美忠的存在，范美忠的发声发言，范美忠对学生的启蒙教育，实在令行政当局感到担忧和恐惧。说到底就是对于真言的畏惧。要是范美忠继续在讲坛上启蒙年轻的学子学会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会独立思考看社会，学会敢于真言历史的真相，学会勇于拷问政治的谎言和遮蔽，学会公民权利的意识自觉，长此下去就会危害传统的臣民社会的意识架构，就会抵消一家之言的灌输教育，那是多么可怕的前景？所以必须要因言废人，不能再让他继续站在学堂上“自由言说，大放厥词”。倒过来看，其实也反证了范美忠一向对中国教育的批判：教育究竟为谁服务。——这是体制之痛，也是体制的禁忌和无奈。
至于央视的主持人说“我们也不能给无耻提供无耻的场所”，似乎释放出了权威舆论管道的某种定性和表态，既隐含着对于前期一些媒体过分热议范美忠事件的间接批评，也给出了“到此为止”的警示：不要再给范美忠提供舆论舞台了，不要再放大热议范美忠事件，因为范美忠是“无耻”的。人们也可以如此解读：今后哪一家主流媒体再去专访范美忠，再为范美忠提供“表演”的舞台，再去热议范美忠事件，这样的媒体也是“无耻”的。这是试图从舆论管道上封杀范美忠事件热议的一个强烈信号。但很可能成为再度热议的一个拐点。
那么，范美忠的“无耻”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仔细阅读过范美忠文论和倾听过范美忠言说的理性国民应该心里明白，大多数一开始称他为“无耻”的网民，多半是因为对其言说断章取义所产生的感觉。而范美忠置个人荣誉于度外，以一种较为夸张的异端的表达方式来阐释他挑战主流价值观、倡导多元价值观的言说行动，恰恰击中了这个社会集体下意识的积习和体制架构的某种痛处，更要命的是，联系范美忠一系列发表于网上的文论式的教育批评，无疑剥开了中国现行教育的本质弊端，也抨击了中国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的禁忌所在。这恐怕就是必须要把范美忠置于“无耻”之徒的隐晦原因。对于范美忠在突如其来的大灾跟前先于学生逃生，这个出于本能的跑跑方式实际上早已获得了人们的宽谅。一些人对范美忠难以见容的心态所在，便是范美忠的言说。说穿了，就是范美忠不应该不虚伪，不应该在一元化的高歌猛进的宣传情势下“唱反调”，不应该在当局积极倡导向英雄学习的时候“祭反旗”。这可能就是某些人说范美忠不合时宜的地方。
也许正如范美忠自己所言，从此或者永远结束了从教生涯。但令人欣慰的是，在丢失了心向往之的中学教育的理想饭碗之后，范美忠仍然保持了他曾表示过的那种理想主义者的心态和特性：“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不媚于群不服于群的品质。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信仰虚无的今日中国做一个精神的探险者，是相当艰难和不易的。一个缺乏独立信念和人格意志的人是绝对做不到的。然范美忠坚守着古往今来探索真理的先驱者曾经共有的一种精神意志：“我的学术生涯将重新开始，思想的开拓将更加勇猛坚决锐利！我将系统思考中国文化，社会，政治以及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将通过自己的言论来影响中国社会的进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从而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范美忠注定将是一个孤独的行者，但仅凭如此一人在渐进的舆论开放中获得的些许自由言说，就已经释放出让许多国人的灵魂久久震荡的巨大能量，足以证明精神和思想的作用是无以伦比的。为了防止更多的臣民被其“无耻”的言说“启蒙”为更多的“无耻”之徒，现政只能把范美忠“钉”在“无耻”的行列之中。好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所描述过的那个世界正正渐渐退隐，但愿范美忠能够平安地活着。正如一位著名的媒体评论家所说：范美忠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真相。范美忠既是自然灾害与人祸夹杂的历史性悲剧中一个个案最真切记录的当事人，是这幕历史性悲剧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也将以他的思想作为成为某种历史趋向的先知和探索者。自然，在世俗的眼中，眼下的范美忠不过是我们时代的孔乙己，也是鲁迅笔下刻划过的另一个特立独行的“过客”。
对人性的关怀是每一个精神追求者无法排解的心结。谨以此文聊表笔者对于汶川大地震中伴生的一个精神灾民的祈祷和祝福，由衷地期愿范美忠这位灵魂的流浪者能够寻觅到最终的精神家园。
